略论宋代及金元时代的针灸学成就

略论宋代及金元时代的针灸学成就

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宋南昌

一、唐以前针灸概况：

我国是针灸的故乡，针灸是祖国医学宝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针刺，根据有文字记载的材料，至少已有2600余年历史。《史记》中记述公元前600多年的史实《扁鹊仓公列传》中就有针刺治病的记载。灸法,则早见于《左传》,记载了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“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”这样一段话。（古代是把“攻”当做灸法，把“达”当做针砭方法来解释的。）后历经悠久的岁月，到了公元前21世纪，我们的祖先进入奴隶社会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，青铜器的制造和应用，甲骨文字的问世及其发展，天立、历法的进步，都为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尤其是在春秋战国，我国医药学更是经历了一次大总结，《黄帝内经》的问世，奠定了中国医药学包括针灸学的理论基础。

社会进入汉代、三国后，我国医药学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总结，理论体系日益完备，皇甫谧在256-260年之间，对针灸学进行了一次总结，出现了体系比较完整的现存古的针灸专书--《针灸甲乙经》，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形成，对于后代针灸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

到了隋唐时代，针灸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，杨上善的《黄帝内经太素》，孙思邈的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，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都记载了大量针灸内容。

到了北宋，罗盘针（指南针）、活版印刷（胶泥活字）术和火药武器的发明，尤其是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，有力的促进了医学的著述和传播。从宋至元400多年间，我国医学得到相当发展，针灸学取得了不少成就，现介绍如下：

二、医学教育的推进

十一世纪，宋太医局（医学院）设九个科，专管医学教育。据《元丰备对》（宋，曾巩撰）记述，其中包括针兼灸科。规定学生总数300人中，针灸科竟有10人。太医局里还专门设立了针博士、针助教、针师、针工和针生等职衔。教学方法也有很大的改进，尤其是针灸医官王惟一（或作王惟德），总结历代针灸医家的实践经验，统一了针灸穴位，奉赦铸造了两具针灸俞穴铜人，“分脏腑十二经，旁注俞穴所会，刻题其名”。这种铜人除了供教授和学习脏腑经络，辨认俞穴外，还可用作考试。据说，在测验针灸课程的时候，先把铜人外面遍身涂蜡，铜人体内盛满了汞，然后给铜人穿上衣服，让医生试针。如果能准确的找到孔穴，就可以针入汞出；如果取穴位置错误，针就不能刺入。可见针灸铜人是一种造型逼真、构造精巧的教学工具。铜人的出现，标志着我国医学教育事业有了创举。它是世界上早的医学模型，在历史上长时期曾为国内外医学界所重视。

针灸铜人保存了400余年，到明英宗正统8年（公元1443年）方以“于今400余年，石刻漫灭而不完，铜像昏暗而难辨”，“乃命砻工范铜，仿前重作，加精微焉。”（英宗序）

为了使针灸图的形象更加真实化和富有立体感，王惟一在铸造针灸铜人的同时，纂集旧闻，订正误谬，著成一部《铜人俞穴针灸图经》（三卷），绘有“正背左右人形，并主治之术”。明确地按十二经脉和任脉、督脉排列穴位，记载了经考核的针穴354个，对统一各家关于俞穴的不同说法很有意义。大家知道在当时由于针灸学的发展，针灸流派的增多，各舒自己的经验和见解，造成了穴位名称和位置的混乱，举心俞穴为例，在唐以前，就有第三椎、第五椎、第六椎、第七椎等多种说法，使人莫知所从。

当时，还将《铜人俞穴针灸图经》刻到石碑上，以广流传，前几年在北京发现过5块这个石碑的残石。

三、卷帙繁多的针著

公元982-992年间，王怀隐等编的《太平聖惠方》卷九十九及一百，收录了唐以前部分有关针灸的资料。公元1111-1117年，《圣济总录》卷3-4、卷191-194，也有专论针灸的篇幅、

王执中的《针灸资生经》（1165年左右），根据《千金》、《明堂》、《外台》、《铜人》等编辑而成，共有7卷，内容见高武谓：“取360穴，背、面、巅，分行类别，以穴属病，……。”及《四库提要》谓：“其书第—卷总载诸穴，二卷至末，分论诸证，经纬相资，各有条理，颇为明白易晓。”本书体例，大抵同于《甲乙经》，头、胸、腹、背诸穴，均按部位记载，只有四肢诸穴按十二经记载。书中并举了许多验案，便于后人临证的参考。

窦汉卿著有《针灸指南》一卷，其内容“首标幽赋，次定八穴指法及惊蛰宫图”。此外还有《流注要赋》、《六十六穴流注秘诀》（一卷）等。其门人王开，字启元，一号镜泽（或作镜潭），著有《重著标幽赋》、《增注针经密语》（一卷）及《针灸全书》（一卷）等。王开子国瑞（或作瑞奄），著有《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》（书末有其弟子周仲良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序）。其书内容包括：120穴玉龙歌85首，注解标幽赋1篇；天星十一穴歌诀12首；人神尻神太乙九宫歌诀；六十六穴证治；子午流注心要秘诀；日时配合穴穴法图；盘石金直刺秘传。并附有针灸歌及杂录切要。从此以后，不断有人将针灸内容（许多常用的穴位）编成歌诀，由博返约，甚便初学诵读和掌握，对普及针灸疗法有积极作用。另外还有何若愚的《流注指微赋》（一卷），许希《神应针经要诀》（一卷）、王处明《玄秘会要针经》（五卷）、刘元宾《铜天针灸经》、刘真人《琼瑶发明神书》（二卷）、《琼瑶真人针经》（三卷）、《八法神针》（二卷），杨（阙名）氏《玉龙歌》（一卷）等许多有关针灸的著作。上述大多数著作，原文早已散失，但其中如《玉龙歌》、《标幽赋》、《天星十一穴歌诀》，都被后世的针灸书保留下来。而今尚为部分人所遵信的“子午流注”和“灵龟八法”也大抵来源于这些著作。子午流注针法，早在《灵枢》等书中已略有所记述。它是一种不以经络学说的循行线路而把大自然界的日月运行、四时变化联系到人体脏腑、经络、气血，本着阴阳、五行、天干、地支的理论，与四肢肘膝以下的井、荥、输（原）、经、合各穴配合起来，按年、月、日、时配穴治病的方法。这种治疗方法完全打破了循经取穴的规律，在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，尤以南宋到元代为盛行。这种方法的具体刺穴规程，在临证上有一定效果，但其中也存在某些问题，如增加了针灸的神秘性，其内容繁复难记和不易掌握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阐明。

元代有名针灸家滑伯仁（滑寿）发展了忽太必烈（忽必泰）的《金兰循经》、《灵枢·经脉篇》、《灵枢·本输篇》、《素向·骨空论篇》等著作。鉴于“奇经八脉”中的任脉、督二脉各有专穴，应与十二经相提并论，于是撰成《十四经发挥》（1341年）一书三卷，其与十二经之所列次第，阴阳之往来，经脉之终始，气血之流注，经络之交合，身形之名物，分部之尺寸，既用绘图以示意，又有注释以析义，余如经穴之分布，缀有韵语，分列于每篇之首；孔穴分寸，以及难字音义，均有详明注释，附录于各条之末；其纲目之张举，足为学者出入之向导。正如盛应阳氏说：“为之图，为之注，为之歌，以发挥之周悉详尽，曲畅旁通，后之医者，可披卷而得焉。”

滑氏发挥十二经的主要特点，尤在论经脉而不舍腧穴，论腧穴而不离经脉。对十四经的经穴、循行部位、所主病证以及对奇经八脉均作了专题论述，进一步发展了穴位按经脉排列，这种经与穴密切结合的论述方法，对于发展针灸学科来说，是有着很大帮助的。它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针灸学著作，至今仍为针灸家取穴定位之所本。现在所称的“十四经”，就是从那时开始定名的。本身影响所及，实不止局限于国内，即原在日本，亦都视作“习医之根本”，而为“举世所传诵”的读物。

滑氏还大力提倡针灸的理论核心--经络学说，他说：“针道微而经络为之不明，经络不明，则不知邪之所在，求法之动中机会，必捷如响，亦难矣！”可见他对针灸和经络学说确有深刻的研究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改进，针刺放血疗法同样在《内经》出现之后有了很大发展，通过历代医家无数次的临床实践，逐步充实和丰富了它的内容。金元时代，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用针刺放血疗法多而且成就大的杰出医家，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。其倡“邪去正安”之说，主张“攻破”，突出地表现在他用“针刺放血”这一点上，他弟子所辑的《儒门事亲》一书，有不少他的针灸医案，而这些验案有很大部分都是运用放血的。宋代名医娄全善在《医学纲目》中也载“治一男子喉痹，子太溪穴（足少阴肾经所属）刺出黑血半盏而愈。”王贶《全生指迷方》述手臂外缘痛可用针刺商阳出血；宋代有名的妇产科学家陈自明也用此法治“一男子，年愈五十，患背疽五日，焮肿大痛，赤晕足余，重如负石，当峻攻，察其脉又不宜，逐先砭赤处出血碗许，肿痛顿退，背重顿去。”李东垣也喜用针刺泄血祛邪方法，如治“上热下寒--必须先去脉络经隧之血。若阴中火旺，上腾于天，致元阳反不衰而上充者，先去五脏之血络，引而下行。”

关于针刺补泻的道理，宋代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挥。如11世纪的大文学家苏轼指出：“针头如麦芒，气出如车轴。”

透穴针刺法，早在窦默《针经指南》里就载有其内容。《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》、《玉龙歌》亦载。尤其是《玉龙歌》的“偏正头风痛难医，丝竹金针亦可施，沿皮向后透率谷，一针二穴世间稀”，即是指用透穴方法进行针刺。故后世凡言透穴针法。往往称“玉龙透针法。”

四、盛行灸法的篇章

公元1126年，闻人耆年编集平生试而有效的灼艾之方成《备急灸法》（一卷）。公元1226年庄绰自己患病，得陈了翁法灸膏肓而愈，于是着手编《膏肓俞穴灸法》一卷，内容“考医经同巽，参以诸家之说，及所親试，自量寸以至补养之法，分为10篇，绘身指屈伸坐立之像，图于逐篇之后，令览之者易解。”还有西方子的《明堂灸经》（八卷），徐（梦符）氏《外科灸法论粹新书》（一卷），除本书佚失外，其它都已保存下来，是现存的灸法专著。

施灸用的材料也风富多彩，除用艾以外，还有用硫磺的。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提到，在艾绒中，“入石硫磺，为硫磺艾，灸家用。”说的是在艾绒中掺进某些药品（芳香药及易燃物）以之施灸。《太平聖惠方》卷61也载硫磺灸治久瘘之法。齐德之《外科精义》上卷也载本灸法。王执中的《资生经》中则载有鼠粪灸法。

艾炷灸法在此时盛行，其形式因人、因病、因穴的不同，其大小不同，为使人便于了解，常用它物作比较，喻为粟米、赤小豆、绿豆、黑豆、小麦、大麦、雀粪、粗钗脚、竹箸头、苍耳子、半枣核、莲子、小指、半枣、制钱大等。这些在文献中均有记载。主要文献有《备急灸法》、《太平聖惠方》（卷61、卷100、卷99）、吴彦夔《传信适用方》（卷3）、《铜人俞穴针灸图经》、窦材《扁鹊心书》、《圣济总录》（卷192）、罗天益《卫生宝鉴》（卷7）、朱震亨《局方发挥》、许叔微《普济本事方》（卷9）、《针灸资生经》（卷7）、陈自明《外科精要》、《苏沈良方》等。

古代盛行烧灼灸法，为了防止烧灼痛，《扁鹊心书》（1146年）用山茄花等进行全身麻醉，使本灸法向无痛的方向改进。 

灸的操作方法也越来越丰富，从着肤灸发展到隔物灸，见张杲《医说》称江宁府（或作江陵府）《备急灸法》紫极观掘得石碑载葛氏隔蒜灸法，更为详尽。对艾炷灸的计量单位--壮，江少虞《皇朝类苑》载：“医言艾用一灼，谓之一壮，以壮人为法也。其言若干壮，壮人当依此数，老幼羸弱量力减之。”《普济方》411卷《灸例》则记载了按所灸部位而定壮数.《扁鹊心书》载依病情而定壮数，说到“大病灸数百壮……小病不过三五七壮。”

在临床方面，从事灸法的实践研究的医家不少，成绩卓著的有窦材，罗天益等。窦材的《扁鹊心书》记载的灸法，有不少独特的地方和创见，其应用是相当广泛的，包括了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的60余种疾病。取穴也独具一格。

除了上面提到的记载灸法的文献外，还有刘完素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、陈自明《妇人良方》、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》（1158年）、李东垣《兰室秘藏》、沙图穆苏《瑞竹堂经验方》、苏颂《本草经》等。

在宋代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以外，非医者对灸法也并不陌生。如宋“太宗病亟，帝（指宋太祖）往视之，亲为灼艾（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）”；苏东坡写有《灼艾贴》，李唐画有《灸艾图》，都证明灸法在这时流传甚广。

五、金元医家的争鸣

金元四大家在中医学术上开展争鸣，是我国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。他们虽然各具见解，但无一不通晓针灸。刘完素针法，用穴很简而收效可靠。张戴人说：“针之理即药之理”，在他的病案中也有很多针药兼施的记载。“东垣针法”则首载于明代高武《针灸聚英》。高氏谓：“东垣针法，悉本素难，近世医者，止读玉龙、金针、标幽等歌赋，而于先生之所以垂教者，废而不讲，宜其针之不古若，而病之不易瘳也。兹故表而出之，引伸触类，应用不穷矣。”据此，可见高武对东垣的学术经验是很推崇的。但在《针灸聚英》一书中，高武所撷取的东垣有关针灸的学术见解和经验，大多取自《脾胃论》，明代杨继洲对“东垣针法”，亦据《针灸聚英》所辑录，转载于《针灸大成》。还有李氏《内外伤辨惑论》、《兰室秘藏》等，均载有其针灸学术上的见解和治验。其弟子罗天益所撰《卫生宝鉴》、王好古《此事难知》、《汤液本草》等书亦有载录李氏用针灸或配合药物治疗的经验。朱彦修论消乳硬：“加以艾火两三壮于肿处其效尤捷。”

李东垣的弟子罗天益的《卫生宝鉴》（1283年）一书24卷，采摭李氏精华，益以诸家之说，结合自己的临证心得，撰著而成。罗氏治医，针灸与药物并重，而对于针灸方面，造诣颇深。他不但全面继承了东垣补土派的学说（包括“东垣针法”），还汲取其师叔张壁（云岐子）的针灸学术，上溯太夫子张洁古的针灸遗法，时向当时针灸家窦子声、禹讲师等质疑问难，故能博彩众长，学验俱优。

宋元间有托名医孙思邈的《银海精微》一书，其中详列眼科八症，对角膜溃疡、虹膜疾病记载，均很详细，在治疗方法上有针刺、点眼、温罨，除白内障手术等。

宋时的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记述了有关咽喉疾病，用针灸治疗的方法，但所取穴位，基本上人仍与《甲乙经》相同。

总之，针灸治疗的先例难以数计，从上面即可看出古代名医不论内外各科，无不精于针灸。

六、针灸医学的外传

宋、元以后，随着海路航运事业的发展，我国和非洲、欧洲不断有了相互交往，针灸疗法也逐渐被介绍到这些地区。当时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奥地利等国家的一些医学家，都开始把针灸应用于临床和研究，同时也翻译了一些中医针灸著作。

七、小结

综上以观，可见宋、金元时代的针灸成就内容相当可观。不仅丰富和发展了唐以前针灸理论，而且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尤其是铜人的铸造和《明堂图》、《针灸资生经》、《备急灸法》、《膏肓俞穴灸法》、《金兰循经》、《十四经发挥》、《针经指南》的问世，针穴的考正、统一，十四经的定名，子午流注针法、透穴针刺法的出现，针刺放血疗法的发展，艾炷灸法的盛行，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，在国外的传播足以说明了。鉴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也存在某些问题，如子午流注针法，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明。何况，笔者水平所限，涉猎的范围毕竟有限，上面的引证，可谓是仅见一斑，未窥全豹，而要揭示全貌，则有待于广泛的勘查。